三颗种子
我有时候会想，一个人对某样东西的爱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是某个瞬间的顿悟，还是日复一日的浸润？就拿我自己来说，数学、物理和文学，这三样东西几乎占据了我精神世界的大部分。可若要追溯它们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的时刻，我却说不出一个确切的日期。它们更像是三颗种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落进了土里，等我察觉的时候，已经扎了根，长出了枝叶。
最先发芽的是数学。
小学三四年级的数学课，是刘老师教的。她人很瘦，说话声音不大，但讲课清楚。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学校老旧的砖砌教室里，冬天教室前后各放一个蜂窝煤炉子，烟筒从窗户伸出去，炉子烧得红彤彤的，偶尔有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，煤烟的气味就飘满了整个教室。就在那样的气味里，刘老师出了一道题------一个水池，一边进水一边放水，问多久能灌满。全班都算不对。我趴在桌子上想了很久，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：进水的速度减去放水的速度，就是水池真正在涨的速度。我举手说了出来。刘老师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她很少笑，所以那个笑我记得格外清楚。她说，你这种想法就是数学思维，不是死算，是找关系。
那大概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触到数学的边界------它不是算术，算术是算账的，数学是找规律的。
后来上了北河镇中学。初一教数学的也是一个刘老师，男的，跟小学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个子很高，很帅，上课严厉。他检查作业发现我没写完，什么也没说，走到讲台边上，拿起那把教学用的木三角板，走到我面前让我伸出手。三下以后，三角板”啪”的一声断成了两截，木茬子崩了一地。他自己也愣住了，看了手里的半截三角板，又看了看我，说，让你爸买一把新的送到学校来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回家以后我一个字也没提。那把断了的三角板，他后来也没扔，就一直搁在讲台上。我每次抬头看见它，心里就紧一下。
但奇怪的是，那并没有让我讨厌数学。那年的数学课本发下来的时候，我翻开看到了三角形全等、平行线判定这些东西，觉得跟小学的算术完全不一样------它不跟你算账，它跟你讲道理。一条定理从前面的公理来，环环相扣，你推着推着，就能从最简单的东西推出很远的地方去。我那时候说不上来这种好，但就是觉得有意思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些内容我学起来几乎不费力气。考试的时候别人在草稿纸上算半天，我靠直觉就能够得到答案。那些数字和图形在我这里好像有另一种语言，不需要翻译，我直接就懂了。杨万春老师在班会上念成绩的时候，数学那栏我的名字总是在前头。他念的时候不看我，我也不看他。但我们都知道。
初二的时候，我和老田经常在课间讨论练习题。我们坐在教室后排，一人一支笔，在草稿纸上划来划去，有时候为了一种解法争得面红耳赤。杨万春老师偶尔路过，站在旁边看一会儿，也不说话，看完点点头就走了。那种默许，让人上瘾。
到了初三，数学已经不仅仅是一门课了。遇到特别难的题，解出来以后我会把答案工工整整地写在白纸上，夹到H的习题册里。那是我那时候能想到的、为数不多的表达方式。我不确定她后来有没有看过那些纸片，但那些题目本身，每一道我都还记得。
与数学并排生长的，是物理。
初二才开了物理课。拿到课本那天我翻了翻目录，看到”光的反射”、“凸透镜成像”、“电路”这些词，说不上来为什么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兴奋------好像这些东西我一直在等，只是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。
教物理的是韩老师。他讲到电路那一章，从办公室拿来几节电池和小灯泡，当场接给我们看。灯泡亮了，全班都”哦”了一声。韩老师说，你们别光”哦”------书上画的那个圈圈连连的图，它不只是图，它是真的能让东西亮起来的。那句话我记到现在。
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，水管冻住了。杨老师和韩老师一起用电热丝缠在水管上加热，烤化了冰才有水煮饺子。韩老师一边缠电热丝一边说，这就叫电流的热效应------你们课本上下一节课就要讲到了。我们围着看，觉得比上课有意思多了。饺子煮好了，韩老师捞了一碗递给我，说，吃了这碗饺子，物理就能学好了。我当真了。现在想来，那大概是我吃过的最接近一门学科的一碗饺子。
不过，物理这颗种子真正扎进土里的时间，要比韩老师的电热丝更早。早到哪一年我说不上来，只记得家里那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机坏了------方方正正的，屁股后面鼓出来一大块------画面一片雪花。三伯父的干儿子大勇来帮忙修。他把后盖拆开，里面那个大玻璃泡露出来的时候，我蹲在旁边，说不出话来。他从一个元件盒里翻出几个零件，用电烙铁把旧的焊下来，新的焊上去。焊锡融化时冒出一缕白烟，松香的味道弥漫开来。他一边焊一边随口说，这里面有高压，很危险，关机放了电才能碰，记住了。我点点头，其实没完全听懂。但那种感觉我记得------那个大玻璃泡里，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却能让人在屏幕上看到人。这件事太神奇了。
后来又修过几次，每次我都蹲在旁边看。他不怎么说话，偶尔自言自语一句------“这个电容鼓包了”、“行，这路通了”。我听不大懂，但记住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元件和焊锡的味道。那台电视机后来修好了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它留下来的不是任何节目。后来上物理课学到电子、电场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出现的画面，永远都是那台电视机拆开后的壳子。
与电视机有关的另一个启蒙，是一套书。小姑父留在十五汲村我家里有一套书，其中有一本叫《数字电路基础》，很旧了，封皮卷了边。我翻了翻，看到什么与门、或门、与非门，还有一个个像小房子一样的逻辑符号，就觉得自己好像能看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------那些符号背后，0和1在走来走去，组合成无穷无尽的东西。那本书我其实看不懂。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世界上有一种知识是藏在东西背后的。它就在那儿，你不懂它的时候，它什么都不是；你一旦懂了，就能用最简单的0和1搭出一个世界来。
后来上了高中，物理开始学力学、电磁感应。公式越来越复杂，但我从来不觉得它们陌生。、，在我眼里不是纸上的符号，而是大勇焊锡时冒起的白烟，是小姑父那本书上弯弯绕绕的线路。物理是一套语言，用来描述这个世界藏在表面底下的秩序。
最后发芽的是文学。
最早接触文学，是从《唐诗三百首》和《小学生必读》开始的。家里有一套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很常见的版本，每首诗下面都有注解和翻译。我一开始读不懂，只念着好听------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、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，念在嘴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律。后来慢慢地，开始感觉到那些字后面有东西了。读到”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的时候，心里动了一下，虽然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乡愁。《小学生必读》是学校订的一份月刊，每月薄薄一本，里面有童话、寓言，还有一些历史人物的小故事。我读得入了迷，每期来了都一口气读完，有时候坐在门槛上看，天黑了都不知道。
上了小学以后，语文课跟别的课不一样。我记得有一篇课文讲司马光砸缸，老师让我们分角色朗读，大家都抢着读砸缸的那一句，觉得自己威风极了。那时候我说不上来文学是什么，但我知道语文书上的字和算术本上的不一样------算术本上的字是冷的，语文书上的字是热的。
到了北河镇中学，胡建强老师让这个感觉变得更具体了。胡老师是教务主任，平时板着脸，走路背着手，我们在走廊上碰到他都要绕着走。但初三毕业那天，他站在教学楼中庭门口，对着我们念了崔护的《题都城南庄》。念的时候他不看我们，看天。念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以后还会有很多春天，很多桃花。但你们不会再是现在的你们了。
那句话和他念诗的样子，比任何一堂语文课都更让我明白，文字是用来留住那些留不住的东西的。
我开始自己写东西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最早是写日记，记一些流水账------今天雪下得很大，中午去杨老师宿舍煮了饺子，物理课韩老师又让我们做实验了。后来不满足于记事了，开始在日记里写感受，写某个同学的一句话为什么让我在意，写某天的晚霞为什么好看。那些话现在翻出来看一定幼稚得很，但那时候写得很认真，每个字都像刻上去的。
中考那年夏天，我常常爬到平房屋顶上，躺在树荫里，手里捧着一本书。有时候是课本，有时候是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小说。河北的夏天很热，但房顶上有风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书页哗哗地响。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。
后来上了高中，读的书多了些------鲁迅、老舍、路遥，一本一本地读。我开始明白，好的文字不需要华丽，它只需要诚实。就像我写我爸冬天凌晨去镇上卖白菜，写完了拿给我妈看。我妈看了一眼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她什么都没说，把那张纸折好，塞进了那口旧木箱子里。
这就是三颗种子的事。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故事，也没有什么人在关键时刻出现点化我。只是那些平常的日子里，遇见了平常的人和平常的书------小学的刘老师、初中的刘老师、韩老师、大勇拆开电视机后盖的背影、小姑父那套书里的《数字电路基础》、那本《唐诗三百首》和那份《小学生必读》，还有念着”人面不知何处去”的胡老师。他们不经意间在我心里埋下了三颗种子。等到我意识到的时候，种子已经长成了树，拔不掉了。
现在我写这本书，大概也是那棵树结出的果子。